李庆霖：文革期间第一个告御状的人

在“文革”时期，全国处于一片混乱之中，许多政令不通，一些造反派掌权的地方更是阳奉阴违，把中央的指示当成耳边风，我行我素。有的地方对知青的摧残迫害依然成风。知青的生活状况每况愈下。

1972年底，福建省的一名知青家长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了封反映自己当知青的儿子的窘迫与艰难的生活情况的信，算是“文革”期间第一个壮起胆子告“御状”的人，这在全国引起轰动。

李庆霖是福建省莆田县城关镇下林小学的一位老师，他的儿子李良模是六八届的初中毕业生，1969年下放到本县山区获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在生产生活上遇到了许多的困难却长期得不到解决，他便于1972年12月20日上书毛泽东。全文如下：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

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关镇。家庭成分是贫农。我的教员生涯已有20多个寒暑了。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个1968年的初中毕业生。1969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山区——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

在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头11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37斤），生活费是由国家发给的（每个月8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曰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菜钱是由知青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

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放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 ：

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日子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

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两百来斤，外加两三百斤鲜地瓜和10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粮了。

那两百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一百多斤。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轻力壮时候，更是会吃饭的。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去再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置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的钱都没有。他曰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

从1969年起直迄如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他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

此外，他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困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